2013-9-5 9:57:19

【话题缘起】一则八旬独居老婆婆在越秀区家中辞世多日才被发现的消息（详见昨日本版），让社区管理与服务再次成为城中热议焦点。其中，政府每年投入200万元/街、在全市铺开运营了一年多的社区家庭综合服务中心（以下简称“家综”）与社工服务更成为不少人的骂声所指：为何在政府购买社会服务后，在市中心仍会发生这样的情况？

昨天，羊城晚报记者走访市内多个社工机构和家综中心，发现这场耗资巨大的运动式家综队伍建设，结果竟是三方都不太满意：政府投入了资金却看不到太大成效；市民缴交税款却享受不到太多服务；社工机构自己则慨叹任务繁重、疾呼资金不够。一年多前，政府购买社工服务的政策出台之际所描绘的美好愿景，似乎并没有真正“变现”，三方的心理落差一时难以调适。

    A社工篇

原因：不被信任+资金太少 社工驻扎社区一年多却难渗入

羊城晚报 记者 何裕华 赫子仪 

　　自2009年成立至今，广州市穗星社会工作服务中心已经发展为拥有逾80名员工的社工机构，在市内众多参差不齐的社工机构中，穗星的规模与运营成熟度位居前列。目前，穗星承接了海珠区凤阳街、赤岗街和昌岗街三条街道的家综，其向每条街道投入的社工总数，均超过政府要求的“不少于20人”标配量。然而，虽有3年多的运营经验，旗下的家综也驻扎社区一年多，穗星总干事何俊桦坦言，社工工作开展难度还是很大，社区渗入度仍有限。

　　社工上门竟然被当骗子

　　“居民对社工群体不认识、不信任是关键，”何俊桦认为，在“社会工作者”概念未普及的情况下，全面铺开社工工作，是一种运动式的做法。“一些居民以为我们是居委派来的，是政府的人；一些居民以为我们是商业机构，我们提供的免费活动成了他们眼中的商业陷阱；再有一些居民以为我们是义工、志愿者，不应该拿工资。”

　　何俊桦向记者举了一个典型事例：穗星曾试过有社工在首次上门探望独居老人时，被当骗子反锁在老人家里，“那老人以为我们来骗钱，还报了警，幸好家综这边和专区民警打了招呼，老人才知道是误会一场。”

　　记者了解到，社工服务人群之所以很有限，原因有二：一方面，社区居民对社工和社工服务认识度不高，从而自动“逃”出服务范围；另一方面社工人手有限，20名社工，即使是服务数百个残障家庭、孤寡老人、困难家庭，已经很吃力，遑论顾及全社区千家万户。

　　越发感觉200万/年不够用

　　每年每个街道家综200万元的资助应发挥的效用，与最终服务覆盖情况和效果，在居民内心形成了一定的期望落差。

　　承接五羊邨东山街家庭综合服务中心的家衡社工机构负责人何先生就告诉记者，200万元/年并不多，如不精打细算，根本不够用。而随着人力成本和物价的上涨，200万元正在逐年贬值。

　　一位不愿意透露名字的家综负责人为记者算了笔账：200万政府资助中，每年要收税6%，即12万元；第一年中标费、第二年的评估费4万元；每年水电费约12万元、工会税（人员工资2%）约3万元；还有作为硬指标的督导费用，大约需要20万元，即使不算场地租借、维修费用，一个家综每年要花大约50万元以上的基础支出。而作为“大头”的员工工资则占了120万元至140万元。剩下的资金还要用于组织每年近千个社区活动。而社工机构的运营费用，如办公用品等还没算上……

　　何俊桦进一步补充道，由于200万元是分三期付款，即签合同时付一期；年中评估后付一期；年末评估后再付最后一期。然而，由于评估有滞后性，评估完还要等评估报告，然后再等新合同审核、街道财政走程序，拖款两三个月很正常。“现在正值新合同年初期，这两个月我们都要自己垫付工资，40多万元/月啊，拖3个月就要垫付120万元，这样的流动资金对一个中小企业而言已很要命了，更何况我们是非营利机构。”

【微对话】社工机构负责人：自谋出路是关键

　　羊城晚报：我以为政府支持社工机构发展，可以为你们免税？         

　　何俊桦：没有。我们一直按商业机构的税收比例缴税，但我们是非营利机构。这个问题我和其他同行也向市民政局反映过，民政局都理解我们的难处，但也说国家税法就如此，他们也没办法。

　　羊城晚报：那社工机构怎么办？

　　何俊桦：其实一味埋怨也不是办法，自谋出路是关键。一方面是开发项目向社会募集资金，另一方面，我们还在探索建立实体商业企业来支撑社工机构发展。目前，穗星已经向市民政局申请了一些公共项目，如残障人士创业计划、关爱外来工子女项目、重症患儿家庭社工服务项目等。这些都已获得市批准的募捐许可证，可向社会募资。如果只困在“200万元”、“完成指标”等字眼里，只会是死胡同，不利于整个行业长远发展。

　　羊城晚报：社会募资成效如何？

　　何俊桦：老实说，现在还不怎么样。因为，社会对社工机构、慈善团体等非营利机构的运作整体认知还有误区。捐款者总希望每一元都落到受助人身上，如果说，一元里有一毛钱要用来给社工发工资，他就会不理解。其实道理很简单，捐助人若亲自带一万元去山区捐助，路费、食宿费、时间和误工成本折合可能就耗费5000元了。

不管辖区人多人少，每个街道每年投入购买社工服务的经费都是200万元

拨款如撒胡椒面难出效果

B政府篇

不管辖区人多人少，每个街道每年投入购买社工服务的经费都是200万元

拨款如撒胡椒面难出效果

羊城晚报 记者 许琛 实习生 陈颀  

　   广州市政府掏腰包购买社工服务的历史可以追溯到2008年，5年间共投入7.4亿元。这些资金分配到每个街道的家庭综合服务中心每年有200万元。这笔钱在一些市民看来是笔巨款，但是实际操作时却并非每个街道都满意。由于每个街道的情况各不相同，政府拨款如同普撒胡椒面。

    记者采访发现，海珠区的凤阳街、白云区一些城中村常住人口加上流动人口就有30几万人，相比之下越秀、荔湾等老区一些街道只有六七万人，一样也拿200万元，像凤阳街这样的大街道大喊不公平。

   　“区区20个社工怎么照顾得来这么多人”，“不同区域要按人口比例分配款项。”中山大学社会工作系讲师雷杰认为，只有这样才能满足人口多的街道的需求。

    一年多前，政府为每条街道投入一年200万元的社工服务资金，一时间社工行业方兴未艾。一年多后，这200万元买来的社工服务满意度又有多高，似乎没人能说得清楚。

    荔湾区某街道对家综中心颇多创新探索，并在第一时间引入一支新成立的社工队伍。记者昨日致电该街道负责人，他却淡淡地回应：“社区跟去年差不多”，至于对于一年多的社工服务是否满意，他则称“说不清楚”。

　　北斗星社会工作服务中心理事长张兴杰直言不讳：如今我们所提供的服务，不过是服务于特殊人群，与成熟地区服务于所有人还有较大差距。

　  除此之外，雷杰认为，由政府额外拨款购买专项服务也能平衡这种资源不均的情况。今年6月，越秀区农林街道开设了“幸福食堂”，这让雷杰印象深刻。这种食堂利用中山大学北校区的食堂资源，为东园新村社区老人提供午餐，只需10元成本价就能吃上一顿安全卫生的三菜一汤。不久后，六榕街等一些街道也都开设了这样的老人公益食堂。

　　越秀区人大代表吴名高认为“现在的问题不在社工少，而在服务项目少。”如果政府能额外拨款多开设专项服务，覆盖老人、残疾人、农民工各个群体，既能解决区域资源分配不均的问题，也能带动教育培训机构组织社工培训工作，才能吸引更多社工加入到服务行列中来。

    C破解篇

目前对社工的评估标准各不相同，学者建议——制定统一“考纲”考社工

羊城晚报 记者 许琛 实习生 

　　中山大学社会工作系讲师雷杰认为，目前社工行业存在最重要的问题是缺乏一个统一的行业规范。“按理说，制定统一的行业规范来管理社工行业的责任应由行业协会承担，但目前广州社工行业协会不具备这项功能。”缺乏合理的监管机制，也是近日出现八旬独居老人家中过世多天才被发现暴露的问题。虽然政府对家庭综合服务中心有“三年一期”、“一年一考”的审核制度，但这些由政府在各区招标的评估机构评估标准却各不相同，而且不完全公开，作为“考生”的社会工作服务中心拿不到“考纲”，心里怎会有底？

　　记者特地在广州社区服务网翻阅了各个区的街道家庭综合服务中心的中期评估报告，发现每个区的评估机构都不一样，评估机构的标准也各不相同。

　　“同一家社会工作服务中心开在不同区域的家综就要迎合不同区的标准。”雷杰认为合理的做法是由政府制定统一的评估指标，明确家综的理念和导向。

　　有业内人士透露，目前民政局已经着手研究制定统一评估指标，届时会邀请专家学者、社工和社工服务使用者一同探讨。

“敲开人家的门，接下来做什么？”——资深社工梁秋莎评价内地社工能力有所欠缺

    羊城晚报 记者 何伟杰

　　对于社工遇到的种种尴尬，记者专访了穗港及海外分隔家庭辅导中心创始人、荔湾区政协委员梁秋莎。作为一名在穗港两地服务15年的资深社工，她堪称广州社工模式的奠基人，对于近年广州社工以及家庭综合服务中心发展现状以及方向，她在肯定之余流露更多的却是担忧。

　　香港社工配比低于广州

　　梁秋莎认为，就本次事件来说，八旬独居老人自然死亡属不可避免现象，居委会和所属家庭综合服务中心能做到每周探访，工作并没有过大的缺失，但她建议，社工不应该总是想着一个人去解决问题，应该运用自己的专业能力更好地发动周边的街坊，“例如我们进学校，学校有老师，老师会知道哪些学生需要帮助；我们去老人中心，中心职员会知道哪位老人有状况，我们社工必须做的是构建一个网络，发动一群人跟你一起去干活。”

　　对于本次事件所引发的社工人手不足、工作量大的讨论，梁秋莎有不同的看法，“首先我必须说明一点，内地社工人手不算少，工作量不算大，只能说工作压力比较大。”为此，她向记者提供了一个数据：在香港，十万人配置一个家庭综合服务中心，综合服务中心一般有20名员工，社工只占到一半。这意味着家综中心平均每个社工面对的人群是一万人，“当然香港也会根据不同区域的特殊情况，配备一些NGO组织去提供特定的服务，但可以肯定的是，每个社工所分配到的工作任务并不比内地社工要少。”

　　真正懂行的社工并不多

　  梁秋莎直言，让内地社工感到压力大的原因主要在于能力方面的欠缺。作为广州某社工机构的督导，梁秋莎曾经指导过一个社工半年的工作。“这个社工半年一直跟踪5个个案，她跟我抱怨压力很大，我问她为什么，她说不知道如何去开展工作。”她说，“但事实上，香港一个社工在自己的工作岗位上可能要跟踪的个案会达到40个，为什么人家又不会有这种抱怨？我觉得是能力方面的问题。”

　　梁秋莎表示，社工行业在内地越来越普及，很多人都开始接触这一行，但是真正掌握专业知识的社工并不多，“打个比方，如果现在出现了一些突发情况，你把人家的门敲开了，要如何安抚人家的情绪？人家哭，我们是否要搭话？这一切都需要社工必须具备专业技能，但我们的社工在这方面还是很欠缺。”

　　“无论从投入的资金还是人力等方面来看，我个人认为，广州市政府在社工这一块投入的成本已经不少了，但为什么如今做出来的效果差距却这么大，培训、管理等系统应该如何优化？我觉得要引起民政部门、社工委等机构的深思。”梁秋莎坦言。

难道合影就是社工活动的全部

羊城晚报 2013-08-23 作者 许琛

广州社工喜欢合影—打开我们的年报、报告、新闻稿，发现一堆文字下来，就一张大合影。仿佛合影就是活动的全部，合照最能表现活动的整体情况。所以，往往有同事们会认为，活动搞不好没关系，最后争取拍一张合影。有时候我客串摄影人员时，经常被提醒：记得拍合照啊，领导站中间。难道活动就剩一合影？

那些社工都不会亲自上门深入基层，什么事都叫居委会做，连居民的调查问卷都不是亲自去问，都是把问卷给居委然后居委再派人去做，这样的社工根本不可能了解到居民群众的需要，又怎么帮助群众呢？

社工经常插居委两刀，如果社工叫弱势社群，那居委更加弱势。辛苦无人知，还要被居民闹，社工做好人，居委经常做衰人。家综的社工经常上班无所事事，在那里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