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13年9月22日

　　地点：深圳会展中心茉莉厅

　　主持人：各位尊敬的嘉宾，各位老师、同学、朋友早安！非常感谢各位朋友的到来，因为很多嘉宾和朋友都是冒着台风的危险来到这里，你们来了，台风都不敢来了，所以非常感谢各位的到来。

　　本次会议是由中山大学公益慈善研究会举办的关于"2013年公益慈善战略的研讨会" 本届研讨会也是我们第三届公益慈善思想峰会，我们今天的会议一天，希望跟大家一起研讨2013年的战略，我们更多的是从历史和人文的脉络去理解中国慈善发展的历程。

　　下面有请中山大学党委副书记、中山大学中国公益慈善研究院院李萍做欢迎辞。

 

　　李萍：尊敬的李焯芬院士、王振耀教授、蔡禾教授、李健司长、卢德之先生、蔡禾、刘志伟教授、梁其姿教授、何日生教授、程美宝教授、周秋光教授、郭巍青教授、萧今教授、Angela Bies教授、Mark Sidel教授，以及现场的各位老师们，同学们、朋友们，大家早安！

 

　　今天，我们相聚在深圳慈展会上，共同参与中山大学中国公益慈善研究院主办"2013公益慈善战略研讨会"，一起探讨全球化背景下的中国慈善战略。在此我代表主办方，向支持慈善事业的各位嘉宾和与会的朋友们表示衷心的感谢与欢迎！

 

　　我希望今天的会议上，既有学术研究与实务经验的相互交流，也有对国内和国际公益发展的思想碰撞，我希望在场的每一位听众都能够在热烈的气氛中产生互动，并且严谨认真地探讨这几个重要的议题：华人慈善传统的再造、慈善事业与社会体制改革，以及专业公益的海外经验与最佳实践，借此继续切实的推动公益在中国的发展。

 

　　中山大学中国公益慈善研究院从成立之日起，就致力于成为华人世界最有公信力和影响力的公益智库，在此过程中研究院一直受到了众多学者、企业家以及政府、媒体的支持，这是我们前进的动力。我们也不断地创造多方对话交流的机会，打破南方与北方，国内与国际，传统与现代，政府与非政府，营利与非营利的界限，将这些不同场域中的公益慈善放到一个平台上进行讨论，更加确切地对中国公益慈善的发展战略提出建设性意见。本次会议也基于这样的出发点，邀请了国内、国际有影响力的学者、社会组织领导人以及政府官员等，在国际比较的视野下探讨各地的实践案例，总结已有实践的经验得失，寻找当前公益慈善事业改革中所面临问题的解决之道，共同拓展和深化公益慈善的建设与发展。

 

　　中山大学中国公益研究院从2011年开始每年对中国的公益发展进行深入、持续的观察与研究，对每一年度的公益发展特点进行总结，也对来年进行预测，从而写就《公益蓝皮书--中国公益发展报告》丛书。我们这个报告也得到了教育部社会科学重大项目的支持，现在我们也已经开始规划和筹备2013年的蓝皮书，借着此次会议，我们将非常荣幸收集到一批优秀的文章，放入我们的蓝皮书中，让这次会议的成果有更加广泛深远的产生影响力和延续性。

 

　　最后，再次感谢大家对中山大学中国公益慈善研究院工作的支持，希望日后大家会有更多的交流与合作，为我们共同的公益慈善事业共享我们的力量，祝福大家平安、吉祥。谢谢大家！   

 

　　主持人：非常感谢李萍老师的发言，我们这次定位是学术的会议，也希望是国际交流会议，美国威斯康星大学的Angela  Bies教授也到了我们的会议的现场，他下午会做一个发言。

 

　　请允许我代表研究院做一个引言，我们今天到底会讨论怎样的话题，我们先做一个引言来介绍我们相关引言。100年前，中国第一个留美的博士就是讨论中国慈善精神，这是我们11月份会出版的，中国的慈善将会从以前的救济走向公民的慈善，这个过程同时也是中国近代国家民族的形成国家，逐步走向近代化的过程，这跟慈善的变化是紧密相连，我们每年都会出版一本中国公益发展报告，第一年我们谈到透明度、公信力、创新；第二是策略联盟、青年公益的产生，跨界联盟，我们每年都会出版这样的蓝皮书，我们遇到正在走一个从计划时代走向公民公益的道路，我们看来公益包含着慈善，但是超越着慈善，涉及到一些公益价值，这跟市场行为不同，是一追自愿的行为，是一种来自于民间自发自愿的行为。同时与市场相应的，公益慈善是一种公民的权利也是一种公民的责任，而公益慈善组织，尤其是现代公益慈善组织是公民公益的主要方式，我们认为中国正在这样的道路上，这个转型是非常艰难和痛苦的，但是大势所趋，浩浩荡荡。在这个过程当中里面，我们完成了2012-2013年家庭捐赠行为跟踪研究，我们有一个调研平台，我在这里分享一下我们初步的发现，这是一个刚刚开始的过程，在这个过程捐赠参与率与西方国家相比是比较低的，在另外一个过程里面，我们可以看到越来越多的人自愿捐赠为主，虽然政府和单位的强制性的捐赠行为有一定的市场，但是越来越多的人会采用自愿的捐赠。那么也看到自愿的分布是不平衡的，中国的慈善还是在救济慈善的框架为主，主要是以救灾、救助为主，这是我们初步的方向。

 

　　在这种背景下，中国慈善还是在初级阶段，2013年我们观察到有三个重要的战略开始，在这里说明一下，我们这个战略研讨不是管理学上的研究，我们更多从历史、人文、文化的脉络里面了解中国慈善的趋势。我们发现第一个华人慈善传统在最近几年中得到一个传统再造的过程，适应现代社会的变化，我们研究院研究了非常严重的概念，在潮汕地方有很多的善堂，善堂主要扩建到老人院、学校，不但没有消失，而且在中国有更加新兴的生命力，我们今天非常有幸听到梁教授介绍香港善堂。去年宗教委员会发布了关于促进宗教慈善的规定，宗教在中国也发生了非常大推动慈善新的动力，我们今天会听到关于慈济，我们感觉到它是一个强大的动力。

 

　　第二，公益慈善越来越和社会体制改革紧密结合在一起，在社会体制改革当中，我们更重要的是社会组织，现代社会组织的建立，我们研究院做了一个大概7个省市地区的现代社会组织的调查报告，明确了非常目标。在现代社会组织的建设过程当中，公益慈善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突破口，可能是一个官民共识，通过公益慈善组织的改造使之成为现代社会组织。我们发现有10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关系着这次改革是否能够继续，这是我们去行政化或者是社会化的改革是否能够进行。

 

　　一是党政机构兴办的社会组织机构是否去行政化的过程当中是否能够活下来，这是红十字会特别关心的问题，去行政化，是否能够继续的活下来，这依赖于是否能够完成专业转型，适应慈善市场的需要。

 

　　二是是否会产生更多的特别复杂的寡头政治，是否会重新出现一些善霸的现象。

 

　　三是在登记注册方面逐渐的取消软门槛，使更多的社会组织，包括以前的农民工服务领域的组织能够获得普惠的直接登记的这种政策。

 

　　四是我们谈到政府如何提供有效的资源，不仅仅购买服务的这样一种方式，而是更好政府资助的方式。包括税收优惠的政策如何落实，这是困扰着我们很多的问题。

 

　　大量的社会组织目前还是在传统的情况下控制下，如何建立现代的治理结构，枢纽性的社会组织的建设。

 

　　我们还有两个非常关键的问题：一是涉外的组织如何进行开放，进行有效的监管，云南走在全国的最前面；二是如何改变政府里面多头统治混乱的状态，如何性质强有力的管理，这些问题我们在会议上进行探讨。

 

　　在公益组织内部出现了非常强烈的趋势是强调对专业公益和有效公益的需求。专业公益就是雅安地震当中可以看到感动中国转到理性公益进行有效的实现公益的打算，壹基金在这方面做了很多有意义的探索。今年很重要的趋势公民公益要向企业学习，学习企业神话，在跟企业学习的过程当中产生了很多的判断，我们向社会学习，我们参与发展，下面的时候萧教授会介绍一些探索。

 

　　我们发现这三个趋势是非常的重要，我们希望在今天的会议上，我们有很多重要的学术大将能够热烈讨论相关的话题，我们希望鉴古而知今，查往而思来。

 

　　李焯芬：李书记、朱老师、各位专家学者、各位嘉宾早安，我们今天头一个峰会主要是要回一下华人慈善的传统，看看他们将来的发展，我们请来了海峡两岸的参会专家跟我们分别介绍了香港最有名、历史最悠久的香港东华医院，也请来了何日生老师给我们讲讲慈济的经验，东华医院跟慈济都是非常典型的公益慈善机构，我们著名的专家周秋光老师，给我们讲讲中国慈善发展的历史与现实，也回顾一下悠久的慈善公益的历史。我们请来了中山大学两位著名的学者：刘志伟老师、程美宝老师给我们做嘉宾点评。

 

　　我们首先有请第一位专家学者梁其姿老师给我们讲香港东华医院，主题报告希望控制在15分钟以内，我们简单介绍梁其姿，梁其姿早年毕业于香港大学历史系，担任台湾中央研究院的研究员，也当过所长，在香港中文大学历史系当讲座教授，现在是香港大学人文社会科学院研究所讲座教授兼所长，2010年当选中央研究院的院士，他长期研究民生社会史，我们掌声欢迎梁其姿老师。

 

　　梁其姿：李校长，谢谢您的介绍，李院长、朱老师非常谢谢你们邀请我参加这次盛会，我这次是抱着学习的心态来参加会议，因为目前的公益慈善事业是我很不了解，我只是从媒体去看这个事情。今天我来讲这个事情，我希望能够提供朱老师还有目前在研究这个公益事业的老师们一些历史的材料或许是提供给大家另外一个思考的角度。

 

　　我原来提供的题目，就是讲香港东华医院，我不是真正的专家，因为东华医院这个题目好像是大会给我的，我收到邀请函，我好想要讲这个，但其实我不是这方面的专家。我反而对清末到民国时期在广州的善堂我做了一些研究，我给大家提供一些资料，我以前写过一本书是讲明清慈善组织的，那个书基本上是太平天国以前慈善组织的发展。我最近做清末到民初的这一段是我最近的研究，今天我拿这个来向大家请教。

 

　　我这次是讲同治以来清末的慈善机构的发展的特色，我很大概的讲，因为我时间很有限，我只能很大略的讲，因为从同治一直到民国时期以来，在广州的善堂包括东华医院有几个很有趣的特色。一是这些善堂其实提供了近代都市管理的平台，这是在同治以前看到的特色。第二个特色是这些善堂都有一个任务就是要实现科学精神，这个科学精神很多是从医院这样的善堂来表现的。第三，这些善堂朱老师提到宗教的问题，这个善堂跟宗教的关系是非常微妙，他是规范宗教以配合近代政体的建构。最后善堂在这一段时间的发展其实让它成为都市里面很重要权利的平台，因为有这样的权利，所以增加了政府对它监督的需求，所以善堂从同治一直到民国后期都是持续与政府做一些对话和妥协，这几个特色是清末到民国时期至少广州善堂的特色，包括东华医院。

 

　　第一，近代都市管理的特色。跟同治以前善堂很不一样的，我们看到在广州近代的善堂主要的"演员"是城市商人，广州的九大善堂是很有名的，这些善堂其实后面组织的成员是跟72行总商会跟九善堂的商会是密不可分的，基本上是他们另外一个组织。我们可以看到最早最重要的在广州成立的同治时代的善堂就是爱育善堂是半官方的组织，是由广东善后总局推动的，政府和广东省跟整个粤省主要的商人联合起来的一个组织。

 

　　我用这个图来解释，这个油画是以前广州十三行商人的公所，商人的公共事物都在这个公所里面处理的，这个图描述的是清末的审判，这个我们不讲，问题是爱育总办事处设在这个所的，可以充分反映商人在新兴善堂里面扮演重要的关键性的角色。

 

　　我们可以看看当时最重要的报纸是《申报》他认为广东省的善堂就像一个小议院一样，他说：把这个广东的善堂跟西方一省一郡来比较。东华医院背后推动和资质主要的人就是香港的精英商人，这就是他们创堂时候拍的照片。

 

　　第二，善堂对科学精神的向往。刚才朱老师提到这本书，他确实是哥伦比亚的博士论文，这是讲的中国慈善的精神，他里面提到当时中国善堂已经到了很好的发展阶段，但是很重要的批评，就是这些善堂还是不够科学化，善堂一定要进一步的科学化，用科学的方式来解决中国贫穷的问题。这个善堂科学精神，我觉得最好的代表就是这些医院，广州九大善堂之一很重要的方便医院，我们看到很早方便医院聘请一些西医的生源，这是方便医院要加强西医的做法，方便医院很多报告都是用很多图表、统计数字来呈现的，这是呈现一个科学的精神。

 

　　传染病在民国初期变成是新的一个概念，那要把它传染病人隔离，方便医院也是特别要做到这一点，香港的东华医院在1872年成立的时候，慢慢用西医来处理病，所以西医在那时候代表了一种西方科学精神，在这方面我们可以看到东华医院同步的发展。

 

　　第三，规范宗教以构建现代政体。这个我觉得是很微妙的变化，里面有很多很复杂的层次的发展，我今天没有办法把这个课题开展，只能提供几点给大家参考。

 

　　一是在清末的时候，这些善堂都强化一个叫做圣谕宣讲仪式，这个传统中国都有做，明清以来都有做，但是广州善堂在同治以后就加强这方面的宣讲。

 

　　二是界定并排斥"迷信"仪式。"迷信"当时是一个新的概念，宗教是一个新的概念，什么是迷信，什么是宗教，善堂在这里是很清楚的一个界定。

 

　　三是对于一些传统的仪式，这个善堂也很灵活做一个界定，这些仪式是有用的，就不会说是迷信的，就会做很有效的操作，在这方面做一个很简单的说明。善堂就强化圣谕的宣讲，善堂就会印很多宣讲，这是清末的脚本，就是让这个讲者按照这个脚本去演讲教化人员，这里面每一条都要节省、为什么要孝顺父母，这是一个宣讲的仪式，宣讲越来越频繁，越来越公开，这是跟以前的有很大的不同。其中一个善会叫广仁会，他推动一个推动入学以抗衡基督教在广州的影响，这也是清末一些善堂的特色。除了它要加强传统的宣讲，还排斥迷信的仪式，比如说广州政府在清末的时候几次充公他们认为是很不好佛教的组织，这是长寿寺，把他们的财产就爱育善堂，让爱育善堂有更好的发展。民国初期、广州的政府打击道教宗教的仪式，郑观应大家都知道是慈善家，也是一个商人、同时也是非常虔诚的道教信徒，很少学者研究，但是我们看到郑观应是中山人，在期末的时候，在推动很多慈善活动，后来在广州基本上呆不下去，就到上海发展，对慈善的影响，它的道教的背景，我想在这里可以提供一些大家思考的基础。

 

　　另外省躬草堂1924年所有这些道教的信徒拍的合照，这个善堂慢慢的在民国以后没有办法在广州立足，因为受到了广州政府很多监控，后来1913年跑到香港去，后来在香港还有这个省躬草堂，因为它是一个道教的善堂，这样的形式就会认为是一个迷信，就没有办法继续在广州立足。但是方便医院这样一个科学精神来标榜行善的善堂，它就有一个能力，比方说1935年举办一个"醮"仪式，因为这个"醮"是超度在广州因为战争或者是疾病而死的所有这些人，也标榜了用这个"醮"表达对民国政府的忠诚，但是最重要的这个"醮"也让善堂募集了很多善款，因为这样，所以整个善堂在非常困难的时候，没有办法公开招募到很多善款的时候，招募到一大笔善款。

 

　　由于这些善堂在这一段时间，因为宗教的问题，因为科学的实践，让它成为一个权利的平台，所以政府对这些善堂的监督，我们看的出来也是越来越严谨。其实1912年北洋政府对这些善堂做一些监督，1926年国民政府在广州有一定权力的时候就成立了这个广东善堂总会来监督这些善堂，同样就接收了广仁善堂，他认为这个善堂不配合国民政府的任务，所以这个善堂就被接收了。之后1929年南京的国民政府就颁布了第一个监督慈善团体的法案，在广州市管理私利慈善团体暂行规定，1930年所有的善堂都必须向政府登记才能运作。这样善堂跟政府的对话，在整个民国时期我们看到有一个很有趣的发展，这个对话，我相信在目前的公益发展里头也继续的。所以我想对他们的历史背景或许是大家对目前公益团体的发展可能提供一些有趣的思考。

 

　　我今天讲到这里。谢谢各位。

 

　　李焯芬：非常感谢梁教授非常精彩的演讲，我们从香港的善堂转到台湾，我们下一位专家是来自于台湾何日生教授，他是台湾慈济基金会发言人，他长期在电视新闻当主播制作人，是资深的传媒人，我本人也去台湾看过一些慈善的事，经常有一些天灾以后，汶川如果有地震水灾就去，有两点我觉得应该说说慈济，慈济做慈善事业非常用心，怎么说呢？经常就是灾害来了不久，慈济就到场了。另外我记得在内地有一些偏远的山区看到灾害不久，慈济就把他们救灾的物资就送到了，有些边缘避暑说湖南、四川，我看到就是他们上来的那些救灾物资不是随便募集过来的，都是做得比较好的救灾物资。我们请何教授给我们讲讲慈济的经验。

 

　　何日生：尊敬的李书记，尊敬的李院，朱院长，各位与会的学者嘉宾大家上午好，非常有机会代表慈济基金会跟大家分享善经济的概念，为什么叫做善经济，因为过去以来，总是认为公益机构作为一种主流价值还是补充的价值，美国有一个教授在德国发布了公益机构对于整个国家GDP是贡献很大的，在美国超5%，其他各国得到5%以上，这是其他的一种经济形态，救济代表什么意义，我想今天也从慈济的角度跟大家来做分析。

 

　　其实我们强调在慈济的理念里面，我们公益事业是以善作为目的，以道德作为目的，我们看到资本主义的后期贫富差距很严重，就出现了一些问题。一直到了这个后资本主义的时候，提到说其实一个国家里面政府不是扮演智慧的角色，有些有理想的社会人士所从事的公益事业会改变很多问题，到七十年代提出了一个新的概念，在那个时候，其实慈济就是商人在1966年已经开始实现了这样一种公益置业慈善事业的理念。

 

　　慈济基金会，我们的慈悲心涵盖世界一切人，一切物，物有物命，净化人心，这是一种善经济的概念。1966年创立的慈济，慈善教育、环保、国际赈灾、捐赠、社区职工，现在推行到全世界，这是慈济的发源地，在一个偏远的地方，这是小小的，不到100平方米的地方，从这里开始做慈善，善人的概念是希望融入宗教的情怀，在改善别人的生活当中，同时净化自己，所以是这样一种例行佛法的理念。善人作为一个宗教家，不仅仅要学佛，佛是圣人，不要将佛神话，慈济是从五个弟子、三个家庭主妇开始做起的。善人其实有一个很重要的信念，你要捐款，捐给慈济基金，把自己跟他的弟子都是自力更生，还不受供养，后来慈济的志工去很多地方赈灾，自己靠自己养活自己，投入人群去救助大众，你看看他的弟子种田，早期家庭工厂做蜡烛，同时除了自力更生以外，他的弟子跟他一样，投入社会去关心这些弱势群体，为这个老人沐浴，物资的发放。当时也是号召家庭主妇每天5毛钱，买菜前先扣5毛钱，所以善行人人都可以做，不是有钱才做，而是慈善是有心人的志业，不是有钱人的专利，而是有心人的权利，你看到当时家庭主妇去看，车子坏了，大家一起推。

 

　　所以善仁以自己人格的典范，作为一个宗教家，自力更生不受供养，亲近自己的心，它影响的就是以"德"做人，哈佛大学2011年请我们去研究，慈济有两个概念是学习：一是以信念，二是以爱，信念是从自己的人格做起。有人讲你慈济的SOP写出来给我们卡，慈济SOP就是人格的典范，用亲近的心入世界，入众生，影响其他的弟子，这样的一个爱心去为社会大众付出，这就是刺激的SOP问题。

 

　　这都是高科技人才，这一位台湾非常有名电子界的前辈，他奉献给慈济不下10-20亿，慈济不是说捐钱，而是能够奉献，他不是捐钱，而是自己真的能够创造人的典范。不管是老妈妈，还是大企业家能够亲身去投入来帮助穷困的人才是慈济认为最核心的。慈济有很大的情怀，超过了种族文化，我们在国家地区从事慈善，在52个国家设立分会，超过200万人，卷捐赠者超过一千万，每年帮助人次超过两千万。

 

　　在世界各国，在伊朗、美国、澳洲、印度、日本、1991年到现在，28个省市自治区冰天雪地、拿着物资回家，为小孩子穿上棉衣。（图）慈济的目的就是净化人心、教富济贫，善人就要教到富有，救济贫困，付出还要感恩，付出无所求，付出要感恩，见苦知福，以苦为师，消灭恶不是打击恶，而是扩大善，这是慈济一再强调的理念，怎样引导大家真的去做慈善，就是要去亲身接触哭难，你真的去碰触，你去抚慰苦难，老人家的手，农夫的手摸起来像树皮一样的粗，你不经历过，你不知道生命可以这么辛苦，这只手6岁，56岁的手差这么多，把50年可以这么大的对比，我们到敬老院帮老家人洗脚，还不闻其臭，跟对自己的亲人一样，这是以感恩的心付出，付出要跟感恩，让我们激发爱心和慈悲，提升自我生命的价值，感恩的心。

 

　　要记住贫困，启发爱心。这是缅甸2008年的风采很严重，死了十几万人，慈济人到现场去帮助缅甸，缅甸发了邀请函请我们去协助，我们在当地发放物资，接受自己的帮助，又帮他播种，像这样的先生，每天煮饭，这一锅米要吃，先抓一把米，这一把米是给更穷的人，这样一户、十户、百户、千户，几个月之后，这个米储存起来一起跟慈济人去发，这是帮助贫困，启发爱心，济贫教富。

 

　　南非，我们协助南非各种物资的发放，像这样的南非人、妇女平时没有事做，大家学做医生，志工教他们学做医院，帮助两万多个妇女，将近一万人出来做慈济之后来帮助社区人，所以记住贫困，所以他们出门会唱歌跳舞，他们唱一首歌，因为他们都还是基督徒。

 

　　照顾艾滋病患者，他们不富有，但是爱心却非常的富足，我们有善道德的目标，就是善祥和的社会。慈济人清垃圾河，几个月清干净，发放物资，你看到发放物资，以前是捐钱，现在是帮助印尼人，帮他们把屋盖好，现在是焕然一新，这是慈济大学教授去跟印尼大学合作。

 

　　天下无灾，台湾有20万名志工在全台湾做慈善，哪一个点出名用这个环保的碗筷，在全省各地大街小巷，小孩子企业家都来，海上环保，104岁越做越健康，这两个都是残疾人也做环保，这是忧郁症、吸毒者在做环保。我们有五个企业家捐资成立，志工捐资，这些企业家不拿薪水投入做志工，有100多种产品流通以后所得以后用于慈善，这就是环保能够让天下无灾无难，希望能够达到无处不是道场宗教的情怀。   

 

　　李焯芬：感谢何教授给我们详细介绍了慈济的工作。下面我们有请湖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周秋光发言，也是湖南师范大学工业研究中心的主任，他给我们讲讲中国的慈善事业的历史。

 

　　周秋光：主持人，各位学者、各位朋友，非常高兴有机会到这里来学习和交流，我要讲的题目就是传承与再造，中国慈善发展转型的历史与现实。

 

　　中国慈善的发展转型从古到今，是一个传承与再造的过程，中国传统慈善在中国传承发展三千年，这个慈善文化的根深深的扎在中国传统文化的土壤里面，在这里面有儒家、道家、佛家、明清的时候有一个耶稣会，他们都非常丰富的慈善思想和理念。在中国古代社会里面，总共有4种慈善事业，形成了中国传统慈善发展的历史格局，这个四种格局一是宗族慈善、宗教慈善、社会慈善、政府慈善，宗族慈善出现在最早的，各个宗教在历史上从古到今都坚持下来了，你这个社会慈善出现为最晚，到了明清的时候，一批绅士社会的责任感，到这个时候开始出现和发展，政府慈善可以把它叫做官办慈善，就是来自于民间的善，这个慈善宋代的时候才开始有，但是时有时无，或者是退出或者是贫困，最重要的慈善最不应该存在的是官办慈善。因为在民间的善源，这个会混淆政府和民间的界限，和它的职能区分，所以使慈善的公信力大打折扣，但是历史上从古到今官办慈善却挥之不去，官办慈善也是中国的特色传统，官办慈善之所以挥之不去，因为中国古代的统治者是民本思想把对弱势群体救助看作是政府爱民的表现，这固然体现了一种可贵的责任担当意识，但是另外一方面也充分了反映了政府对于民间防范心地，就是害怕民间通过办慈善来结社，危害政权统治，在这种防范心态的姿态下，政府大概只会允许宗族慈善的兴办，家庭是社会的细胞，家族是家庭的延伸和扩大，所以自古家国情怀从来就是皇权、族权、政权连在一起。对待宗教慈善不一样，佛教慈善，拥有全国的大量祠堂，救济社会各个方面，这样就引起了政府的猜疑，到宋代的时候，政府只允许家族慈善的存在，宗教慈善收回国有。所以到民情之际，政府之所以又会允许社会慈善事业的兴办，这是为什么呢？我认为政府不得以而为之，因为到这个时候，外国传教士站在中国各个地方，已经办起了慈善，而且扩大，引起了中国的恐惧，所以与其说不能阻止还不允许中国民间也去办，用这种办法让它跟外国传教士办慈善竞争，所以通过这些笼络中国的民心，这样一来政府和民间之间的隔离。

 

　　中国传统社会的慈善是以政府为主导承担的，民间这个慈善只是其辅助和补充的作用，这种主体或者是辅助补充的关系反映了政府对于民间的防范心理，同时还表明，只要政府有能力有一定会主导和主办原本受于慈善，只有当政府无力，民间才会与慈善有空间，传统政府慈善救助的方式是以消极的一种做法，救人的身体，不救人的灵活。

 

　　中国传统慈善是与古代社会的农业经济相适应，到了近代已经不相适应，需要发展转型。受西方新的社会慈善福利观和公益思想的影响，中国人认识到慈善不仅仅是单纯的慈善救济，就是救人的身体，还包括慈善的教育，就是救人的灵魂，就是把你一技之长或者自救，这是近代办慈善主要的目的，同时还包括了发展社会公益事业改良社会环境要全社会的人都能够受益。政府救灾的能力有限，民间社会通过清末的运动，也已经培养了地方的社会实力，资本主义发展有了一定的程度，比如说工商聚集了财富，为民间办慈善准备了物资条件，唤醒了国民民族的意识，把慈善事业与民族救亡相结合，激发了广大的民族参与。所以近代慈善就向民间转型，这个转型的特别的标志就是慈善的民间性，这种民间办慈善的，这种取代了当时缺位或者是不到位的政府承担慈善救助的主体。

 

　　从晚晴到民国，由传统慈善向近代慈善发展转型的表现：

 

　　一是各种慈善机构和慈善家群体的出现，改变了过去以民间，以个体宗教家族这种慈善的状况。

　　二是这个时期善款的来源更加的广泛。

　　三是救助的方式多。

　　四是救助的范围和对象更广阔。

　　五是慈善的规模不断的扩大，以前是一个县，现在是一个省，比如说江南人跑到北方的救助。

　　六是慈善的法规纷纷出台。

　　七是慈善的民族性和文化精有浓厚的体现。

 

　　本来中国慈善经过了传统到近代第一次转型，有了第一次就有第二次，第二次慈善转型在我们民族里面，在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就已经开始，认为它已经发展了七十年，到1949年就应该进行第二次转型，因为时代有些新的因素必须要介入，但是非常遗憾，受这个的影响，这个转型在1949年以后，一是到上个世纪改革开放以后，经过1994到2008年这么十四年的发展，所以我说2008年在中国发展史地位非常的重要，就是出现了全民慈善，我觉得这是转型的一个标志性的起点。以这一年全民慈善作为转型的起点，作为转型的标准有什么理由呢？在这以前有巨大的差别，慈善的组织机构要捐赠的数量上有很大的差别，我在2004年中国公益机构395个，多数是官办，而到2008年全国整个各类基金会一共有1597个，捐赠的总量达到1070个亿，这种态势非常的客观。

 

　　因为这种全民慈善正在一个发展探索之中，各种问题也都出现，所以全民慈善就引来了全民关注，我们这种现象叫做慈善的全民问责，也是这个时候出现了，我需要指出的因为全民慈善造成了全民问责了这么一种现象，才有可能在相当的程度和范围上来推动当代慈善的转型，因为这种全民问责对官办提出了质疑，所以2008年过后不到五年，2011年发生了民间社会对全民问责现象的回应、关注，第一年有这么事件：一是壹基金，落户在深圳，中国出现了一家民间的非公募基金会可以公募；二是中国非公募基金会数量在这一年的6月份超过了公募的；三是河仁慈善基金会成立；四是2011年出现了微公益。其次2012年发生了事件：一是这一年4月，中国红十字会到全国各地调研；二是这一年的5月份民政部起草了《关于促进慈善事业健康发展的意见》想对这些慈善进行规范；三是将国内相关省份包括江苏、湖南出台了地方慈善专门的条例。

 

　　2013年发生了回应的事件有两件：一是这一年2月《关于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的若干意见》就是对捐款的现象，以前是12%，现在在12%扣了以后可以每年结转，这是一个新的政策的规定。二是王健林、牛根生发起成立了全国慈善联合会成立，为什么呢？因为这些因素成为了助推慈善转型成功非常重要的因素，所以这么一个一些出现我就要提出我们的思考，就是说这个时候我认为是考虑政府和所有慈善组织最关键的深刻，我的观点是政府应该从官办的位置上退下来，变官办为关注，政府怎样关注：一是培养公民慈善意识，营造社会慈善文化发展氛围；二是确定慈善事业携手并进同步发展的战略目标；三是加快慈善事业的立法进程，尽快的出台中华人民共和国慈善事业法；四是对慈善事业进行合理有效的监管；五是政府要对于非公募基金会在财税政策上应该要条款，这是最有发言权的。

 

　　所谓考验我们慈善组织，慈善组织机构的发展运营应当由正确合理科学的路径选择，我认为这个正确合理的路径选择是什么？应该走民营化、法制化、系统化、专业化的路，所以民营化就是慈善回到民间，由民间去办，民营化的做法在法制的轨道上去做，要坚持两条：一是要实现董事会公司化的运作，搞慈善必须是公司化，民国的慈善都是这样的，公民也可以做慈善；二是一定要实现信息公开化，最主要的是公募基金会，所谓法制化，在法制的轨道上面运行，慈善组织加强联系和交流，这是全国的慈善组织，办慈善一定要有专业人才，特别要有高精尖的专业人才，就是说要社会人人都有慈善理念，都参与慈善活动，那普及化是慈善事业发展必然的趋势和最终的目标。我的发言到此结束。谢谢！   

　　李焯芬：谢谢周老师，我们下面请了两位中山大学著名学者给我们做嘉宾点评，他们两位都是中山大学历史系的较说，也是中山大学中国公益慈善研究院的学术委员会的委员，他们是刘志伟老师和程美宝老师。   

　　刘志伟：因为时间关系，我想不太可能做什么点评，谈一点刚才听了三位报告小小的感想。

　　我们这里的主题是讲传统再造，就是说比较多的是有一些历史的回顾这样的味道，大家想到这个传统再造，我想一般来说是习惯就是最直接的一个理解，历史如何在现代社会里面延续或者是重新的再创造去更新，这样一个思路。但是我想当我们回顾历史的时候，对我们现在更有意义的，现代意义更重要的是促使我们更多的理性的思考，从刚才几个报告里面，我们也能够很明显的感受到，就是在我们一般的理解里面，慈善公益这个东西基本上是基于道德情感方面的，但是在历史也好、现代也好，我们都知道其实在我们生活里面其实我们有很多不同的价值取向和很多不同的价值尺度，也有很多不同行为的原则。

　　刚刚谈到有市场的，还有政府行为的，基本上是一种权利竞争的关系，这些表面看上去在原则上追求上面，一些行为的规则上面都会跟慈善背后的情感的要素和伦理的要素是相冲突的，但事实上从历史上看到，这几个看上去完全是不同的趋向都是交织在一起，我们现在从事慈善事业，我们现在在做这个，我们都很的感觉就是，我们常常会感到市场的法则、政府权利，其实一方面最直接是对我们世界很多的制约，使得我们举步维艰，寸步难行，现在的发展我们的慈善事业要发展，其实这个不完全甚至是主要的，不是一个制约，一个矛盾的，一个冲突的关系很多时候可以是一个动力，可以是一个相辅相成的。问题是这中间矛盾的这些关系，在慈济人类的历史上也好，现实中也好，是一个怎样的关系和机制使得它成为动力，又有怎样的机制和途径要在这中间找到交接的点，能够让我们的事业不是一个简单的说政府或者是市场，或者是很多商业行为跟慈善追求的冲突可以反过来变成是一种动力，我们在很多历史的研究里面可以得到很多的思考。

　　更重要的是，不仅仅是这样的，历史还可以让我们看到其实市场变化本身，政府包括国家制度，包括国家形态，整个政治的环境变化，也会对慈善事业的策略也好，具体采取的方法也好，都是会提出不同的问题，所以我们想通过历史的回顾，我想对于所谓传统的再造，不只是看历史怎么重复，更多是从中得到重述这个世界，推动这个世界思想的资源。

　　程美宝：我想今天三位讲解都是配合得很好，从很抽象的理念讲到一些社会的事实，从个人行为也见到社会的组织，也是贯穿古代和现代展望未来，特别是讲到善经济的概念，是古代经济学一个简单的供求关系或者是一个利益最大化的追求。

　　可能我们都是学历史的，所以比较偏重于如何通过发生的经验，去看慈善或者是比较抽象的概念如何真正的体现，事实上我们可以看到很重要机制的问题，所谓机制的问题就是资源的调度和权利的运作，因为慈善都是牵涉到资源，往往可以做或者是大规模的运作就是企业家或者是商人，所以他们有一个很好的机制就是他们的商业网络，我们看到中国历史上明清高度，特别是江南地区、高度的商业化、城镇化，都是使得商业网络能够调动起来或者是运作的很好，能够把抽象慈善的概念具体化，这就是城镇跟城乡之间的关系建立起来，某种程度上见到所谓的都市化跟城乡的一个差别，贫富差别。

　　讲到近现代就可以看到今天我们也可以碰到的问题，特别是在第一个讲者提到为什么会牵涉到科学的问题，通过西方的医学把一个慈善的概念予以具体化，或者是同时这些做慈善的商人都会参与一些迷信或者是把宗教重新的定义这些活动。另外一方面权利运作，其实我们也看见以广州的善堂为例，晚清的时候其实跟议会运作有关系，希望在政治上代表性发出他们的声音，所以都不是简单的一个慈善或者是一个理想的问题，而是在现实的权利操作当中，如何可以把这些事情予以具体化。

　　另外一方面就是监督机制的问题，其实从同一个宗族也好，相对封闭的系统跟我们新的现代所讲的公共是不太一样的概念，公共资源为什么要有监督，因为这个商人不纯粹是自己掏钱去做捐献，实际上我们发行各种募捐运动或者是募捐的活动就已经动员到个人其他人资源，这些资源如何能够有效的运作，这也是近现代可以看见的问题。政府自己所办的慈善活动用得也是当事人的钱，所以政府不是监督别人的机构，如何能够被监督，这也是一个问题，所以我们可以从慈善的历史，我们看见近现代中国未完成的过程，所以一直在追求德先生和善先生的梦想，我们在追求这个德先生和善先生梦想的同时，也是在想如何才是中国自身的慈善，那这就是文化的问题。

　　李焯芬：谢谢刘老师、程老师富有历史感、充满智慧精彩的评语，我们分会一圆满结束，下面进入分会二。

　　蔡禾：第一个部分更多是在慈善的历史方面做了很多的讨论，我们现在就回到现实，我们第二部分主要是关于慈善事业和社会体制改革，在这个部分主要的话题是放在当下慈善制度的建设和当下这样发展变化联系起来。    

　　下面有请民政部政策法规司副司长李健发言，发言主题：中国慈善立法的进程。

　　李健：尊敬的各位嘉宾，各位专家学者、各位老师、同学，各位朋友大家好！非常高兴能够参加今天的活动，那么利用这个机会，我简单的介绍我国慈善立法的情况，大家对这个问题是非常关心和关注的。

　　应当说民政部是承担了我国慈善事业法的起草工作，这一项工作是最早在2005年7月推出来，就是由民政部向全国人大常委会正式提出这种建议，2006年开始国家慈善立法的项目就列入了国务院立法计划，并且在2008年又列入了十一届全国人大五年立法当中，也就是说从2005年提出，2006年的年初专门成立了慈善事业法的起草工作组，并且正式开始这一项工作。

　　到现在应当说过去了八年的时间，民政部在起草的工作当中，从2006年开始一直到2009年的8月份完成了草案法的起草工作，正式上报国务院，上报国务院2009年到现在已经过去了四年的时间，这四年民政部也一直在为推动立法工作进程在做努力。

　　我想新一届的全国人大常委会，也就是12届全国人大常委会一定会把慈善事业法这一项工作纳入重要历史日程，并且会积极的推动立法项目的进程。这样算下来，如果再有二、三年，慈善事业法的出台，从2005年到我们这一部法律出台可以说是十年磨一剑，确实不容易，慈善事业法晚一点出台也有晚一点的好处，为什么这么说？因为慈善事业发展实践确实是日新月异，如果说立法肯定是要回应我们实践发展的过程当中的问题。时间长一点也可以让我们更好的，更充分的总结提炼实践当中的一些经验。

　　我就围绕着慈善立法工作当中涉及到的问题做一个简要的介绍，十分钟的时间。因为我本人从2005年开始到现在参与了这部法律的起草工作，应当说这部慈善事业法起草工作还是非常艰难的，应当说难度还是很大的。首先我们慈善事业法草案当中，首先要解决的是慈善事业的定位问题，也就是说一部法律一定有调整的范围，慈善事业法的调整范围是怎样一个边界，我们一定要在这部法律里面要先确认。

　　什么是慈善，慈善事业如何定位，这是慈善立法如何解决的问题，这是贯穿慈善立法始终的问题，我们在起草工作当中，主要是从党中央、国务院重要的文献对慈善的论述出发，结合我国初期发展阶段经济发展的实际以及当前社会各界广大群众对不善普遍理解和认识确定慈善的概念。也就是说慈善事业肯定不是一个公众的概念，必须要有一定的理论基础和实践基础做支撑，我们从党中央、国务院重要文献的论述当中，我们归纳四个方面：一是慈善事业是社会保障体系的组成部分；二是慈善事业是社会主义道德建设的重要内容；三是慈善事业的发展需要各级党委和政府的支持和推动；四是慈善是公民与组织社会责任，所以我们作出这样几点结论，我们也可以说慈善事业是改善民生、促进社会和谐发展的崇高事业。  

　　我们对慈善事业的定位简单说，慈善事业就是各类慈善活动的总称，但是对慈善本身在立法当中并不是说简单做一个概念的解释，我们是从慈善是什么，不是什么，这两个方面来对慈善的内涵和外延进行探讨，我们得出了这样一个看法，慈善是雪中送炭，不是锦上添花，慈善是自愿行为，不是法定义务，慈善不是三个的法定义务，和三个层面的法定义务相区别，一是区别于家庭义务，基于婚姻、家庭成员亲属之间的抚养、赡养的义务；还有区别于民事义务；三是区别于政府责任，慈善是全民参与的活动，不是部分人的专属，这个在上一个话题上有专家学者提到。

　　能力有大小，爱心无高低，人人可慈善，人人乐慈善，这既是慈善事业发展的目标，也是慈善事业本身的属性，因此慈善参与主体应当做最广泛的表述，国家对慈善事业应当旗帜鲜明的鼓励和支持，并且为社会公众最广泛的参与慈善活动营造环境和氛围。

　　通过这样一个分析，我们在草案当中就确立了慈善事业的定义和原则，我们基本上系这样表述的，当然这个对慈善事业的表述，在今后的起草工作当中随着研究不断的深入，我们广泛听取各方面意见我们会进一步完善。目前我们基本上是倾向于对慈善事业这样一种表述，也就是指自然人、法人、其他组织以及以捐赠财产或者是提供服务的方式自愿无偿开展的济困、救助的赈灾活动，这个概念的表述真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我们在起草过程当中关于这一条的方案或者是变化可以说是无数法案。

　　同时我们发展慈善事业的原则也是在草案当中强调了六个方面：自愿、无偿、合法、公开、捐助尊重对象、人格尊严，不以慈善的民意进行与慈善宗旨不相符的活动。

　　慈善事业法是促进慈善事业发展的一个基本法，明确慈善事业基本制度，调整慈善事业涉及到重点主体和权利义务关系，这也是慈善事业法必须要面对和解决的问题，我们围绕着这个问题，选择了这么三个角度：一是慈善事业发展的要素有哪些，我们必须要明确这些要素，要素有很多，主要有这么一些：一是慈善组织；二是慈善捐赠，包括慈善募捐，还有慈善文化，慈善运行的机制。

　　第二个角度，慈善立法必须回应我国慈善事业发展当中需要解决的突出问题，大家知道立法不可能穷尽所有的问题，也不可能包罗万象，立法可能还是要面对主要的一些问题，我们现在慈善事业发展当中一些突出问题是那些，我们归纳一下，主要有慈善意识有待进一步的加强，慈善文化需要大力弘扬，募捐主体还需要规范，慈善组织的运行机制还不够规范，需要着力的培育和发展。

　　优惠扶持政策不健全或者是落实不到位，还需要在法律当中进一步的明确，同时还要进一步的分清楚政府主管部门社会以及慈善组织的职责，要解决这些问题，制定慈善事业法，从法律制度的层面来理顺慈善事业发展的体制机制，这是在立法当中必须面对和回应的问题。

　　所以说通过明确概念原则培育慈善组织，弘扬慈善文化，强化扶持措施，优化发展环境来进行慈善事业的法律制度设计，慈善事业当中应当说设计的主体应该很多，我们应该归纳为五类主体：一是捐赠者和志愿者，捐钱，捐物，自己的时间、服务的自愿者，也就是奉献法务的自然人、法人以及其他组织。二是慈善组织，这是第二类主体，就是依法成立与开展慈善活动为唯一宗旨组织。三是慈善的受益者。四是政府主体。五是拥有其他的公共资源参与慈善事业的主体，比如说新闻媒体、学校、公共场所等等一些机构，行为上面来说，我们也分成几种行为：募捐行为、监督行为、鼓励行为、这几种主体和行为就构成了慈善事业法调整的主要内容，同时也奠定了草案框架的基础。

　　关于慈善组织我就不展开说了，慈善募捐大家都知道是集结慈善资源的重要的途径，更好的使这种集结慈善资源的途径更加规范和有效。慈善募捐的制度性问题，慈善募捐活动的原则以及具体的一些具体的规范要求，草案也对慈善职员服务进行了规定，不光光是有钱人可以做慈善，我没有钱，我有钱出钱，有利出利，志愿服务也是很重要的一个方面。还有一个很重要的方面就是慈善文化，慈善法对慈善的弘扬和建设提出了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

　　由于慈善立法过程当中，其实我们也遇到了很多有争议的焦点问题，比如说刚才我谈到慈善事业的定位问题，还有慈善事业法律与其他相关法律的法律关系的问题，慈善事业公益捐赠法的关系，这里可能还涉及到慈善和公益的概念和范围的问题，我们都做了专门的研究，可以说围绕着慈善事业立法所做的专题研究不只是这些，政府可以成为募捐的主体，还有慈善制度的设计等等这些问题我们都做了非常深入细致的研究。

　　我想慈善立法应当说是我们国家慈善事业发展非常重要的一个方面，通过立法来推动慈善事业发展，这也就是必要性所在。我相信随着我们慈善事业的发展，随着我们更多的人参与到慈善事业当中来，慈善事业的立法工作也一定会能够符合我们事业发展的需要，希望我们在座的各位都能够对慈善立法建言献策，通过各种形式和途径。我讲到这里，谢谢！

　　蔡禾：刚刚李老师刚刚讲到从2005年开始立法一直参与，我想他所讲到关于国家在慈善事业立法上面最核心的东西和最基本的东西，确实有好有坏，至少让问题暴露多一点，也许让我们创造性发挥更充分一些，可能会更符合中国国情一点。

　　下面有请北京师范大学中国公益研究院院长、教授王振耀发言，演讲主题：印度与南亚的新发展。

　　王振耀：我是想从慈善立法确定社会立法的理念，我的看法中国慈善立法，其实整个中国慈善事业进入了一个非常重要的发展时期，因为中国最近一些年，特别是最近几年，尤其是十八大以后，正在进入社会体制改革时期。习近平同志所说的：中国梦，我认为是一个现实之梦，挑战之梦，所谓现实之梦，中国全世界都在测量，中国什么时候达到人均GDP一万美元，全世界智库的设定都是2016年，我们再有三年完全有可能达到人均GDP1万，人均GDP1万意味着中国进入到发达国家的门槛了，这就意味整个中国社会产生了一种非常大的提升性的挑战，这个社会要前面系统快速的提升，这是我们中华民族几千年来没有遇到过的发展时期。中国梦其实是巨大的挑战之梦，提升之梦，但是我觉得在党中央、国务院、包括十八大推进社会体制改革，基本方针提出来以后，特别是今年一系列的重大改革政策，不断的推进以后，慈善立法的矛盾是日益突出，当前突出的矛盾，我认为集中在两方面：一是国务院已经确定了重大改革政策，还不能将迅速的转换为地方政府的行为规范，全国人大宣布完了，国务院宣布完了，有些地方挂着，有些地方不挂着，参差不齐，老百姓着急，民间组织有意见，政府也不知道怎么办。因为大家的法制观念现在是越来越强，你没有提供这样的平台，过去我们可以说摸着石头过河，但是慈善领域摸着石头过河，因为大家的道德理念都很强，这就出现了不必要的代价，或者是伤害了很多慈善家，这是非常大的挑战。

　　第二个，地方政府很多结合实际来进行的改革探索也不能纳入到国家的宏观法律框架，这是非常有意思的，比如说深圳，包括广东、北京、很多地方的改革，现在没有办法，没有渠道，很快成为了国家的法律框架体制，那我认为还不仅仅是这些。最重要这个缺陷：慈善立法我个人当年也管过这件事情，我觉得依然处于行政主导立法的传统方式，立法过程相对封闭，很多记者找我采访，你说怎么样，结构怎样，能不能透露一下，我听完，这是非常不好，一个社会立法已经到了打探消息的阶段，我觉得其实这不适应社会发展。我就说可能会障碍，可能会阻碍我们整个各方面的社会原则，因为社会改革跟经济改革是不一样，经济改革因为牵涉到利益关系，牵涉到你多我少，需要保密、需要谈判，社会改革不一样，不是你死我活，而是处于共生共赢，这个时候如果你封闭，如果你按照传统的经济法规，立法的方式来做，就会产生出更大的负面效应，关键我可以用数据来说，我们的立法滞后，客观上可以算出一个数据，第一，至少一年障碍上千亿元，立法滞后，慈善的立法一定算出来，如果立法了肯定一年有上千亿，这个当然是健全的立法，如果政策好，未来五年捐一百亿，一个人，一个基金会，还有多少都跟着。 障碍了上千万人的就业，上千万人救不了业，因为没有职业化，没有立法做依托，上亿的志愿服务者没有办法，如何实现专业化，现在的慈善立法之后巨大的社会成本、经济成本、社会建设，就是整个社会向上的路不通，客观上是公共道德建设滞后，我觉得这是非常大的挑战，我们一定要意识到慈善立法滞后，我们社会要付出非常大的代价。我觉得怎么办？我是认为有三条建议希望大家讨论：

　　一是我们一定要确定现代慈善的理念，现代慈善是制度化的慈善，体制化的慈善，真正要国家调控体制，这不是学雷锋，而是要变成一个制度化的雷锋，而是要通过遗产税，要不要免除股权捐赠的税，要不要基金会捐的钱还要交税，要不要建立公益信托，这都是一系列公共行为的调整，你长期滞后，慈善家为什么会促成很多富豪愿意跑国外，这是大家要警惕，现代慈善理念。

　　二是我们一定要确立慈善立法需要社会参与这样的概念，因为慈善不是一个既得利益，而是大家奉献，而是一部善法，所以是一部社会性极强的法律，通过社会立法的途径，公开透明的过程，是整个立法过程必然会全社会学习现代慈善事业达到社会共识的过程，所以一定要社会参与，一定要鼓励政府创新经验不断的推进慈善立法的完善，同时为慈善立法创造出更好的环境。

　　三是我觉得我们大众和社会如何参与，我觉得这是需要在这里面特别讨论，立法既然是一个社会参与很积极的过程，社会不可能不参与，我们如何参与才能有立法，我认为我今天要说的时候，今天在座的各位，除了在工作的公务员之外，我们知识界、社会组织如何转变参与方式，我认为我们需要学会说服，需要结束掉我们长期以来顺应的方式，等待批判、埋怨、我们还是需要设计性的说服，需要服务性的说服，需要我们知识生产方式的转型。

　　在这里有一个慈善家没有发言，我觉得他的一些行为应该成为我们一个知识界推进慈善转型的一个榜样，我这就要吴德志（音）先生，你看他思考什么，他思考资本精神，你财富要转型，慈善要做，资本精神是什么，就要创造出社会价值，你政策好，未来五年捐百亿，这是第一个打破这种慈善捐赠，让大家知道立法，我们的政策调整是要有多大的价值。第三推动中美慈善高端的交流，大慈善家之间的对话，我认为知识界应该和这些慈善家和这一类的慈善家有意识的建立起联盟，有意识的推进这样的一种社会改革，在慈善立法现在进展还不够快速的情况下，我们不要等，我们社会可做的事情很多，我们应该为慈善法的加速的推进作出我们，或者是我们能够做的努力，我想我们还是大有用途之地。谢谢大家！

 

　　蔡禾：王教授讲的慈善要立法，不仅仅是表现法应该更快建立，更重要的是善法应该有更多的公开性，让更多的社会大众进入到法的讨论里面去。我们不仅仅做慈善的善行本身，同时在这样一个法的建设过程当中，我们也是一个主体，我们在一个善法的建议过程中，是善的理念和善行为更大的推广。   

 

　　下面有请美国威斯康星大学法律与社会政策系教授Mark Sidel 先生发言，发言主题：印度与南亚的新发展。

 

　　Mark Sidel ：谢谢大家，我非常感谢主办方为我们组织了今天这样一个活动，让我有机会来到这里和大家探讨我们在慈善方面的见解。我今天来到这里除了代表一个学术组织来做一个演讲，也是因为我作为非盈利法国际中心的顾问来这里做一个研究。非盈利法国际中心在全球多于80个国家帮助这些国家进行慈善方面和非盈利组织方面的立法。我很高兴非盈利法国际中心也来到中国，和中国的民政部和相关部门可以合作，推动慈善方面的立法。本来我是被邀请来谈一下关于美国在慈善立法方面的一些进展，但是今天我想去谈一下如今在印度和南亚方面比较有趣的立法。

 

　　我知道Angela  Bies教授会提到美国慈善方面的发展，所以我将要谈一下南亚在过许几年内一些慈善方面的新发展。在过去的一年半里面，印度和南亚有了一些新的发展推动了他们的慈善活动和增大了他们在慈善方面捐款和活动，一些新的发展也限制了这方面的活动。

 

　　印度成为了世界上第一个立法规定执行企业社会责任的国家，他在2013年也会有慈善方面一个新的立法出台，从这张幻灯片可以看到，如果印度一些公司达到了一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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